良渚遗址

良渚遗址的核心良渚古城遗址，以反山墓地出土玉器的类型、功能、纹饰与用玉制度，体现了文化特性——礼制的影响。它的出土玉器无论是文化含义还是制作技艺，特别是反山墓地“琮王”所展现的良渚玉器最为经典的纹饰“神人兽面纹”，展现出中国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信仰特征。良渚遗址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最高成就，并经由它所代表的良渚文化对其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实证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并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

基本介绍

良渚文化分布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包括长江下游太湖流域36500平方千米的区域面积。通过科学的测定，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分布范围虽然如此之广，但是它有一个中心地区，那就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主要集中在瓶窑镇和良渚街道）的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是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街道境内，极小部分位于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地理坐标为东经119°56′40″~120°03′228″，北纬30°22′36″~30°26′17″。

良渚遗址所在地处于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属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遗址分布区地形地貌为丘陵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山间河网冲积平原。分布范围东至荀山东南部，南达大雄山、大观山丘陵，西至瓶窑毛元岭，北抵天目山余脉大遮山丘陵南麓。

遗址特点

良渚遗址空间布局上以城址为核心，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台地，城址北面2公里至西面11公里范围内则分布着外围水利系统。与此同时，城址内外分布着大量各种类型的同期遗存，与城址形成了清晰可辨的“城郊分野”的空间形态。

城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位居三山之中。长命港、钟家港等古河道逶迤穿过这片城址，与城址内外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共同形成了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并将城址划分出若干不同的功能区块。

城址空间布局呈向心式三重结构，自内而外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三组人工营造的遗存组成。

文物遗存

在所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和人类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

良渚遗址所反映出来的“良渚精神”，是中国文明传统的部分之一，不仅开创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良渚社会”，而且对当今世界仍具有教育和启发意义。

良渚遗址可实证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并真实、完整地保存，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

历史沿革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民国25年（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镇一带发现并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

1959年，以良渚遗址为命名地的良渚文化被确认。

2007年，良渚古城被发现。

2010年，古城的外城得到初步确认。

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和确认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

2019年9月1日，正式启用的全国统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历史》(七年级上)教科书以一整页篇幅介绍和阐述了良渚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地位。同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一数学》和高中《中国历史》教材中，也都出现了良渚遗址的描述。

遗产价值

囿于考古发掘的规模，良渚古城遗址的许多内涵和细节，尚未得到完整、清晰的揭示与呈现，但它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系列遗址、体现用玉制度的精湛极致的良渚玉器等4类主要人工遗存，共同揭示出3300—2300BC间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阶层分化与城市文明、并拥有着统一信仰、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等特征的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的中心所在。

为建立和维护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社会统治秩序，这一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城市遗址的空间形制和具有用玉制度的分等级墓地（含祭坛），揭示出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早期国家统治模式。它在古城选址方面，显示出把控玉矿资源和垄断制作技艺等维护统治的手法。它在古城与水坝等大型建造工程和专业的治玉工艺流程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大型工程组织能力和明显的社会分工现象。它以代表性玉器“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展现了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为强化统治能力而形成的统一信仰，并以其器形对其后中国诸多区域性复杂社会产生了广泛的传播与影响。

这一权力与信仰中心拥有世界同期罕见的大型水利系统，以及互为关联的、独具特色的“水城”规划特色与建造技术，是良渚先民为生存发展进行利用和改造湿地环境的杰出范例，代表了东亚地区在早期国家阶段开发河网平原地区的土地利用能力。它在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上呈现出一种明显设计的、特别规整的空间形式，借助空间布局与建筑形象的规划与设计，进一步凸显权力与信仰中心的象征意义，包括在城市功能区的分级与布局上强调社会阶层的分级，以中心建筑的高耸与宏伟标示统治权力的正统，揭示出东亚地区早期国家的城市规划特征。它在古城空间性质（form）上展现出典型的向心式三重结构，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中借助空间布局的序列强调权力地位和社会分级的早期杰出范例。